以下是「三習一弊疏」的白話版本，是從会说人话轉載過來，並轉成正體中文：
下臣我原本極其愚鈍，承蒙皇上的聖明恩典，委我以風教綱紀的重任，日夜如履薄冰、戰戰兢兢，希望能竭盡思慮而偶有一得，能為您的高明深遂的思想增添萬分之一的光彩。每個月來，認真閱讀皇上的指示，您的仁慈愛民的心胸、仁厚寬鬆的政治，誠懇親切、周到細緻，臣子和老百姓心裡所想而不敢說的，皇上早就付諸於實行了。仁心仁政本來就已經在實行了，以我的愚鈍更加就沒有什麼可說，而勉強還想說點什麼的話，只是針對皇上的心罷了。皇上的心，仁德待人、至孝待親、誠信為公、敬事上天，明理、寬厚、思慮精純而全面，哪裡還有什麼可說的呢？而我居然還有話想說，正是在皇上用心純厚、政事完善的時候，私下裡杞人憂天、做些預防而已。
國家安定與動亂的周而復始，就象陰陽的變化運行，陰到了極點就生陽，陽到了極點陰就開始發展。事物旺盛到了極點的時候，一定是反面開始出現的時機。這種跡象藏伏得十分幽微難辨，人們通常不能發覺，到了它很明顯的時候，已經積習深重而難以改變。這裡面就有三種習氣，不能不小心警惕。
君主的仁德清正，臣子就會衷心佩服而頌揚；仁厚的施政措施推行了，老百姓親身受益就會心懷感恩。說一句話就朝廷內外都頌揚聖明，頒佈一條政令就舉國上下都讚美歌頌，臣子和老百姓主觀上並不是故意奉承阿諛，但君主的耳朵已經聽慣這些好話了。耳朵被這些讚美長期調教，於是凡不是讚美就不順耳。所以剛開始是對提反對意見的人不滿，接著就討厭那些樸素內斂不善辭令的人，久而久之，連讚揚得不夠精妙得體的也覺得不爽了。這就是耳朵習慣了聽好話，喜歡阿諛奉承而討厭直言不諱。
主上越聰明，下人越愚笨；主人越能幹，下人越畏縮。小跑前進、低聲下氣的，使個眼色就來了；脫了官帽、叩頭跪拜的，開口一叫就來了。對臣子來說這是嚴格遵守禮法，但是主上的眼睛已經看慣這樣了。眼睛被這些獻媚的情景長期調教，於是凡不獻媚的人就反感。所以剛開始的時候只是排斥那些不禮貌的，接著就疏遠那些遵紀敬畏的，久而久之，連侍侯得不夠靈活輕巧的也覺得很不恭敬了。這就是眼睛已經習慣了討好行為，喜歡柔和順從而討厭剛正耿直。
誠懇敬業地學習治理天下，世面見多了也就覺得這些事沒什麼了不起，於是認為自己很高明別人很差勁。小心翼翼地辦理天下的事務，經歷時間長了也就覺得沒有什麼難處，於是認為自己的才能不凡、天下事都很容易。問別人聽不到自己的缺點，自己看也找不到什麼過失。於是，不管是什麼欲望，都以為合情合理；號令一出，都要立刻就去執行。這就是心已經習慣了良好的自我感覺，因此喜歡順從而討厭違抗。
這三個習慣養成以後，就會形成一個弊端。一個什麼弊端呢？就是喜歡小人而討厭君子。
要拔擢君子、摒棄小人，這個道理難道只有夏商周朝才知道嗎？即使是末世的君主，誰不知道要任用君子呢？況且，凡是自以為高明的君主，都認為自己的大臣很賢良，有哪一個不認為自己用的人一定是君子而絕對不是小人？而最終還是形成小人拔擢、君子疏離的現象，沒有別的原因，就在於君主用人只看才能不看品行。
品德是君子獨有的特性；才能則是君子和小人都有的，而且在小人那裡往往顯得更強一些。口才方面，君子往往內斂含蓄、辭令無華，而小人則伶牙俐齒、奉承討巧，這就與耳朵的習慣投了緣。辦事方面，君子往往顯得笨拙呆板、慢條斯理，而小人則手腳麻利、靈活迅速，這就與眼睛的習慣投了緣。即便是檢查工作考核評比，君子也是專心致志辦事情而以稱功勞為恥，小人則琢磨主上的喜好，把心思放在如何展示勤勉能幹，這和心理感受的習慣投了緣。小人憑藉自己的才能，琢磨著怎樣投合君主，君主沉湎于自己的耳目習慣，不能發覺他們的意圖，仔細聽感覺每一句話都很順耳，認真看感覺一舉一動都很順眼，多次考驗感覺他們的能力都很合乎心意。於是，不用邀約，小人們都湊集到了身邊，不用驅逐，君子們都遠離去了。那麼，到了小人聚攏君子散離的境況，它的後患難道可以簡單說得清楚嗎？探究根本，都是被這“三習”所遮蔽而成。治世或是亂世的關鍵所在，幾千年來都基本相似，可以因此推想而知。
我們的皇上聖明在上，就象正午的太陽一樣興盛強大，年長德高的人都得到了任用，賢良優秀的人才都受到了重視，不僅是沒有前述的這些問題，甚至連那些不良習氣也沒有。然而我正是想在這種習氣還沒有出現的時候說這番話，如果等到萬一養成了習慣，那麼即使知道了也沒有人敢說，或者即便說了也聽不進去。現在想提早免除這三種習氣，永遠杜絕這一個弊端，不在於外力，只在於內心，所以我想針對皇上您的心裡說點事。
俗話說，“人不是聖人，誰能夠做到沒有過錯？”這話還不夠全面，聖人難道就沒有過錯了嗎？只有聖人能做得到事後知道自己的過失，只有聖人才能做到錯了勇於改正。孔子說過：“五十歲後學點《易經》，可以憑藉著（《易經》的指導）不犯大的錯誤了。”大的過錯尚且可能會犯，那麼小的過錯就可想而知了。聖人如果沒有執政，錯誤只由自己承擔；聖人如果高居上位，過錯就要整個時代來承載。所以《尚書》說：“百姓如果有什麼過錯，都是我來承擔。”所以說：“周文王憐惜人民就好象他們都受到凍餓傷害一樣，已經接近了‘道’仍然象沒有找到一樣。”治下的民眾都沒有受到凍餓，但文王仍然認為他們有痛苦，（這種痛苦是）只有文王才知道的痛苦；對於《易》學的造詣已通達了天和人的真諦，但文王仍然覺得自己沒有掌握真知，（這種真知是）只有文王才能發現自己沒掌握的。
所以，賢良的人們所犯的過錯，只有賢良的人才會知道，平庸的人看不到；聖人的過錯，只有聖人會知道，賢良的人看不到。指望別人在他們所達不到的知識層面來發現錯誤糾正自己的問題，這太困難了。所以希望皇上您自己在心裡時刻警惕著。擔憂細微之變的思慮無時不有，然後就會知道行事秉執中允的艱難；惠民愛民的願望無處不在，然後才知道人民的疾苦難以一一解決。謹慎遵循並保持著誠懇，返觀自己的內心世界，真切地發覺到還沒能做到使年老的安居、年輕的歸附，在實際工作當中證明確實有很多做不到的事，這樣才不敢以為自己絕對正確。當這種不敢認為自己絕對正確的觀念，貫穿于任用官員、行使政令的全過程的時候，才會明白那些犯顏進諫、提出不同意見的人，是出自真心地擁戴自己；那些阿諛奉承、賣力討好的，是在愚弄矇騙、把人往陷阱裡推。在這時候才知道那些敬畏守法的、提反對意見的人給我的助益確實很多，而那些一味順從、從不違抗的人，其實是在把自己推向萬丈深淵。
耳朵和眼睛的習慣剷除以後，一看到那些逢迎取巧、巴結討好的嘴臉，就感覺自己受了玷污；明白了什麼當取什麼當捨以後，追求安逸享樂、功名利祿的思想就沒有空子可鑽。這樣，胸有正義的人就會充盈整個朝廷，太平盛世就可以看得到了。如果不這樣的話，也就是說自以為正確的根源不拔除，那麼就算收斂心神謹慎處事，日子一久覺得沒有發生什麼過錯，就以為可以適當放鬆警惕；磨礪鬥志勤懇工作，日子久了感覺自己很有功勞，就以為可以適當安逸享受。有那些賢才良吏幫助執事，海內繁榮昌盛、安寧和諧，君主的心裡稍稍有些寬慰，想適當讓自己放放鬆，看起來好象對天下也沒有什麼害處。卻不知道就是在這個念頭產生以後，慢慢的，對那些追求奢靡享樂的觀念就漸漸聽得順耳，對那些討好巴結、奉承逢迎的人，也看得多了，不覺得討厭。久了就成了習慣，根本沒發現自己被它們所俘虜，於是黑白混淆，辨不清東西南北。所謂的“轉機藏伏在細微、形勢不能逆轉”，就是指這個了。這難道不要小心警惕、提前防備嗎？
《尚書》裡說：“自滿招致損毀，謙虛得到好處。”又說：“每天都使德行提高，萬國都會來歸附；如果驕傲自滿，最親的親屬也會離去。”《大學》裡說：“發現賢能的人不能推薦，發現不稱職的人不能黜退。”最後甚至到了“個人的好惡與常人相悖”的地步。追究造成這樣過錯的根源，都是由於驕恣放縱，也就是凡事自認為正確。
由此看來，治世或是亂世的關鍵，就蘊涵在君子和小人的或進或退，而進退的關鍵，就在於君主的起心動念裡。能辨明不對的事情，那麼心不需要刻意追求“恭肅”而能做到敬事一切；不能發現錯誤，那麼心還沒意識到“放縱”已經在恣意忘為了。恭敬嚴肅，這是君子的方略，是安定的根本；放縱身心，這是小人的策劃，是混亂的起點。既然這樣，歸根到底，簡單地說，只是希望皇上時時刻刻、事事處處經常守護著這顆不敢自以為正確的心，那麼上天的仁德、王天下的大道暢行，都不會偏離了。
古人說：“狂徒說的話，聖人從中選擇。”我有幸生在聖明的時代，君主對直話直說沒有限制，所以敢竭盡氣力瞎說些狂言謬論，懇請皇上包容並且體察下情，那是天下最大的幸事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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